记者 观察

“看到‘防疫’两个字就下意识地烦躁。”“听到核酸、健康码，哪怕已经是过去式，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。”在咖啡馆里，一位白领向记者这样描述她的感受。这并非个例。随着社会生活全面回归常态，一种被学者和公众称为“疫情反感”的复杂情绪，正在社会肌理中悄然蔓延。它并非指向科学防疫本身，而是对那段特殊时期积压的疲惫、不确定性与过度管控记忆的一种迟来的心理反弹。

这种“疫情反感”情绪，首先体现在对相关符号与话语的敏感回避上。曾经承载着安全与责任意义的口罩、消毒液、行程码等物品与程序，如今对部分人而言，成为了触发焦虑的“开关”。社交媒体上，一些回顾疫情期间严苛封控或形式主义防疫的旧闻，常能引发强烈的共鸣与议论。人们反感的不再是病毒，而是那段被高度压缩的、充满束缚与未知的集体记忆，以及可能潜藏的对类似管理模式的深层忧虑。

更深层次的“疫情反感”，则指向对生活秩序脆弱性的认知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警惕。三年疫情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“正常生活”的稳定预期。中小企业主对突如其来的经营中断心有余悸，普通职场人对失业风险有了切肤之痛，学生对线上教学的质量与效果抱有复杂观感。当生活逐渐复位，这种对“正常”可能再次被剥夺的隐隐担忧，转化为对一切可能“重回老路”迹象的过度警觉和情绪性排斥。这种反感，实质是对稳定与确定性的强烈渴望。

此外，“疫情反感”也交织着对信息过载与信任损耗的疲惫。疫情期间，海量的、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席卷而来，消耗了公众巨大的认知与情感能量。一些地方“层层加码”或“一刀切”的管控措施，也损伤了部分民众对基层执行的信任感。当疫情过去，这种信息疲劳与信任赤字并未立刻消失，反而可能转化为对公共议题讨论的倦怠或对某些倡议的预先抵触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理性看待“疫情反感”至关重要。它并非全然的消极力量，而是社会心理在经历重大公共危机后的自然修复与反馈过程。这种普遍情绪提示我们，在后疫情时代，社会治理需要更多的温度与精度，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时，应最大限度尊重个体感受与正常生活节奏，持续修复社会信任。公众也需要给自身一些时间，去消化、告别那段特殊记忆，将反感的能量转化为推动社会更具韧性、管理更趋人性化的建设性力量。

如何妥善安放这份“疫情反感”，使其从一种情绪负担转化为迈向未来的清醒镜鉴，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长期课题。社会的“心理复位”，或许比生活秩序的复位，需要更长的时间与更多的耐心。